编者按

　　9月27日，清华大学第29期文科沙龙“多学科视野下的乡村振兴”在教师发展中心举办。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亚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天夫、美术学院教授李朝阳等嘉宾围绕如何释放乡村的潜力与后劲、如何拥抱以数字要素为核心的时代浪潮、如何形成兼顾乡村文化革新与修复的乡村建设路径等议题表达灼见。本报特摘编三位嘉宾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王亚华
以乡振乡 释放乡村潜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于补齐国家现代化短板、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振兴是乡村五大振兴之首，有效推动产业振兴，核心在于充分激活乡村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如香港特区荔枝窝村以自身的天然生态优势为支点，撬动乡村的文化与经济功能，化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单向流出为双向流动。
　　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互为表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构建形成乡村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思路。“三治”融合若要产生理想成效，必须各司其职，即“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不断完善村民自治。此外，乡村治理也应该抓住数字时代的红利，加速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针对“农村空心化”困境，可以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部署，根据不同地区乡村的特点，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多样化发展。具体而言，可以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根据村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规划思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具有潜力成为“热点区域”的村庄，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空心化”问题。

王天夫
数字技术 链接传统与未来

　　乡村振兴与当下的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因此，以数字要素驱动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为了“跟上科技浪潮”，更是摸准乡村实情的“对症下药”之举。
　　现在的农村正在经历深刻的生产生活变化。一方面，农业生产变得很“窄”，除了作物和畜禽的实际种植养殖，种子和畜苗禽苗培育、农业生产技术支持等过程大多已经脱离了农村场域；另一方面，农村生活正在向城市生活靠拢，数据时代的到来缩短了城乡居民在学习、购物、娱乐消遣等方面的差异。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面对拥有新面貌的新乡村，将离开乡村的优秀人才重新吸引回去乃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追溯上世纪末至今的乡村扶贫经验，不难发现，外来资源提振产业带来的效益并不如本地人才主动引领发展营造的效益长远，这一现象源于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这两类组织的底层运作逻辑不同。
　　因此，乡村振兴具有另一种可能：跳脱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传统发展路径，转而以数字化转型指导乡村发展。数字技术所构建的社会连接方式以扁平、可及为主要特征，这既契合乡土社会原本的运作逻辑，也有利于资源与信息在不同场域间互通有无，因此，或将成为更能助力乡村振兴的途径。

李朝阳
艺术乡建 塑形与赋能

　　艺术与设计介入乡村振兴，至少要承担两方面的职责：塑形与赋能。
　　一方面，艺术乡建应着力构建高品质的乡村人居环境，既要科学实施乡村规划、优化乡村空间功能、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修复田园生态景观，也要考虑如何将文化脉络、民俗特色、乡愁记忆、非遗技艺等无形要素囊括其中，从而使得乡村的民居建筑、自然生态、文化秩序形成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迸发出不同于城市的“场所精神”。
　　另一方面，艺术乡建也肩负着乡村美育的历史使命。当前的乡村建设出现了很多脱离初衷的现象。我国乡村自然、地理、民族等情况差异很大，在乡村美学体系尚未成熟构建的当下，如何实现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共存？加强乡村美育，对保护传承乡土文化、加强乡风文明和农民精神风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升乡村建设参与者和决策者的审美水平和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艺术乡建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保持必要的互动交流，也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开展积极有效的协调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建设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图文提供：文科处，董琦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