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

编者按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倪玉平做客人文清华讲坛时，曾以“大运河，流动的国家记忆”为题，讲述了2500多年来，大运河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的重要作用。大运河既是政治之河，也是经济之河、文化之河，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流动的国家记忆。本报摘编倪玉平教授的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倪玉平在演讲现场。

　　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诸多项目之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有其特殊的地位。
　　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大运河与长征、长城、长江、黄河一同入选。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是红色记忆，长江和黄河是自然河流，长城和大运河是我们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长城是起到保护、抵御作用的工程，而大运河则是带来沟通、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默相比，大运河显得更加灵动、实用、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依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大运河2500年的历史

　　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要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运。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了一条邗沟，沟通淮河和长江，以此运兵运粮。邗沟的开凿被视为大运河的开端。
　　战国时期，魏国以大梁（今天的开封）为首都，并修建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为农业灌溉和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邦国。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
　　隋朝是大运河重要的发展阶段。隋炀帝为了派兵北上攻打高句丽，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获取财富，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此运河。
　　北宋定都开封，运河河道得到很大改善，运力非常高效，每年通过运河运到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
　　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天的杭州）为首都，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大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东大运河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得以开凿和使用，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开启海上丝绸之路。南宋时期是浙东运河的高光时刻。
　　以北京作为首都的元朝，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开凿了京杭大运河，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面貌。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从南到北有效地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让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起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启动了从南方迁都北京、营建北京的巨大工程。朱棣用了14年修建北京，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甚至还从越南调集了一些工匠。所有的物资基本也是靠全国的支援，皇城里的砖瓦主要来自于今天山东的临清，大的木材主要来自于四川、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这些物资大部分是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北京营建成功后，还需要大运河从南方运来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漕粮、茶叶等物资，以供皇家日用。所以有人说“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大运河承载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

　　朱棣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是修建南旺枢纽。京杭大运河沿线上地势最高的是今天的山东济宁，两岸的落差达到30多米，而济宁又缺少必要的水源，为了解决漕运供水的难题，工部尚书宋礼和一个老百姓白英一起修建了南旺枢纽，提供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个功能。南旺枢纽成功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难题，让水源绝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这是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大运河是南北走向，而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从南方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向地势高的北方运送。古人非常聪明，在运河沿线修了很多闸、坝、桥梁，逐级提升水位，还发现可以通过拉长河道的方式减缓水势的速度和坡度，以及“三湾抵一闸”的方法。所以大运河是科技之河，我们的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运用科技创造出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运河。
　　大运河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提供了便捷通道，同时也是一条外交通道，古时外国的使团在中国基本都是从运河往返。元朝时，在中国待了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沿着运河到达杭州，杭州的富庶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把中国描述成人间的天堂。明朝时，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同样也是坐船从南京经运河到达北京。永乐十五年，菲律宾苏禄国国王带着妻儿和340人的庞大使团，沿着运河到北京拜会永乐皇帝，受到隆重接待。
　　到了清朝，大部分使臣也是经由运河航行到北京，他们在中国访问时留下了很多文字记载，成为今天研究运河沿岸的重要史料。
　　大运河上船只往来频繁，成为当时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明清时期，每年漕船出运的数量约10000条次，每次出运带的货达到100万石，相当于1.5亿斤。当时从南方运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而从北方运出的主要是棉花和干鲜果品。
　　明清时期在运河上还设立了一些税关，从最北端的崇文门起，分别设有天津关、临清关、淮安关、浒墅关、南新关、北新关等，每年征收的关税额在250万-300万两之间。清朝一共设立了49处税关，每年税收的总量为500万两左右。关税在清朝基本上是按照商品价值的2%-5%来征收，通过关税的数据可以推算出在运河上运送的商品价值。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多地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有名的运河经济带。
　　除了货运，通过大运河往来的商人、举士、官员数不胜数。文人在运河旅行时留下了大量文字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明清时期，和大运河相关的日记就有90多种。李绂的《转漕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翁心存的《翁心存日记》等，都有关于大运河的内容。林则徐曾经有八年在运河上往返北京和福州，他的记载也是今天研究大运河的第一手史料。
　　大运河也提供了文化交流的通道，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里都能看到大运河的影子。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用河水比拟愁绪。李白写出“烟花三月下扬州”寄托离别的思念。乾隆皇帝以“门前一带邗沟水，脉脉常含万古情”描绘常州。
　　元曲和明清小说也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在淮安采风所得的故事。四大名著中，《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从小在运河边听南来北往的故事，后写出上天入地的孙悟空形象；《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年少时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讨生活，遇到苏州人施耐庵，两人以师徒相称，一同参加苏州张士诚的反元起义，起义失败之后施耐庵在淮安隐居写出了《水浒传》；曹雪芹的父亲曹顒、祖父曹寅，都曾做过南京的江宁织造，历经家道中落的曹雪芹撰写出《红楼梦》。《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也都涉及大运河及沿岸市井。
　　昆曲、京剧的产生和发扬光大同样有赖于大运河。昆曲发源于苏州的昆山腔，依托运河向南北传播，成为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风行全国的剧种。清朝戏曲家李渔曾经带着自己的戏班子，经由运河去到全国巡演。京剧的诞生更是受益于大运河。明清时期四大徽班坐船进京献艺，后来又吸收湖北楚调、秦腔、昆曲等戏曲的精华，创造出适应南北观众口味的“皮黄”，又称“京调”，受到人民的喜爱，风行全国，发展成为今天的国粹。
　　书法绘画艺术中也常有大运河的身影。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长篇画卷非常有名，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开封的繁华景象，清代的《姑苏繁华图》呈现出苏州商业的繁荣。
　　长期生活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在诗歌里写道“四远方言总不同”，表现了南来北往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在运河沿线很多城市，比如临清、德州、淮安，都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和谐生活着，所以大运河也是多民族的熔炉。
　　大运河让中国的文化变得绚丽多姿，运河沿线的城市也经过文人的妙笔生花变得鲜活起来。

大运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

　　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梁启超所言“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大运河为全国统一提供了基础，让中国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新中国成立后，大运河得到重新利用。南水北调工程中有一大段借用了运河河道，今天苏北运河段仍然是非常繁忙的水道，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运煤的吞吐量达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2014年大运河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大运河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向大运河灌水，大运河又重新恢复了全线贯通。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大运河不只存在于文字和史料记载中，它是鲜活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并将永远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