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编者按

　　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之际，9月11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做客“人文清华”讲坛，发表题为“理解思想者梁启超”的演讲。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着眼，汪晖回顾了梁启超生平和思想的四个阶段——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对于进化论的认识、对于东方与西方的思考、对科学与玄学的思考。汪晖指出，梁启超的思想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启迪今人重新思索民族与时代的关系。本报摘编汪晖教授的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汪晖演讲现场。

　　梁启超先生跟清华大学有很深的渊源。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以《君子》为题进行演讲，他引用《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诞生于此。之后，他又多次来清华做演讲、做研究，1925年受聘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我一直认为思想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理念、概念推演出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如康德、黑格尔；还有一种思想家，是通过他全身心的行动进行展现，他的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语言里，也表现在行动里，表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一生的追求里，如梁启超。

行动的思想者

　　要想理解梁启超，首先要理解他的时代，从广阔的流动的视野当中理解他的思想。
　　梁启超在1890年遇到康有为，之后逐渐卷入晚清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立宪新政、国会请愿，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他都介入其中并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是真正的政治行动家。
　　从1895年开始，梁启超参加了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保皇会、政闻社、宪友会、中国民主党，这些是他政治行动的组织依据。他在政治行动中，不是单一的个体，还起到组织性的作用。
　　此外，梁启超从事大量宣传工作，是宣传的启蒙家。戊戌时期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时务报》，甲午时期的《清议报》《新小说》，1902年的《新民丛报》，随后的《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晨钟报》，到五四时期《晨钟》的复刊……他在各种刊物上做了许多编辑工作，在宣传行动中带动了一系列剧烈的文化思想变革。
　　同时，梁启超曾在长沙的时务学堂、东京的高等大同学堂教学，担任过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教育家。
　　综合而言，政治行动家、政治组织者、启蒙宣传家、教育家这四种身份汇为一体，梁启超在多种社会行动中践行自己的思想。
　　梁启超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他强调，不断在运动当中受到情感的催促，迫使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

“世纪”的诞生

　　梁启超最独特的地方是他对时代的高度敏感，他全身心进入到自己时代里面，把时代的困境和冲突全都纳入到自己的思想探索。
　　1898年美西战争，导致了美国对古巴、波多黎等地区的控制和殖民，美国从一个大西洋帝国变成了大西洋、太平洋的两洋帝国，夏威夷也正式并归为美国领土。1899年，梁启超从日本乘船去了夏威夷，当时在夏威夷刚刚有过一些反抗运动。在1900年1月30日的夜里，他写了一首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这是其中的一段感慨。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不但中国要被瓜分，整个世界都要被瓜分，他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这之前，梁启超受到老师康有为的影响，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公羊三世说来描述世界。但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他指出：“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时代带来大危机，所以将不能用“太平世”来描述这个时代。
　　接着，他慨叹中国的命运：“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他把中国放在二十世纪的太平洋这个独特的空间里加以观察，这是一个崭新的视角，中国人第一次跳出皇历或朝代，用“世纪”这一概念进行思考。
　　梁启超描述世界的特征，其一是民族帝国主义。这个民族帝国主义不同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它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型的帝国主义。
　　“二十世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与亡亦系此焉。即前者惟有国内托辣斯，今乃进而为国际托辣斯。”在1900年，托拉斯刚刚出现，梁启超已经清晰意识到它对整个人类未来的影响。
　　他介入政治、社会和文化辩论，谈论中国前途，也谈论俄国、法国、土耳其的革命，谈论德国、美国的问题，更有大量关于日本的论述，如此形成了一种全球共时的思想方式。
　　梁启超不仅仅是站在中国思想的前列，他也站在世界思想的前列，他跟进时代、建构对世界的看法，同时设想中国的变革之路。

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问题

　　着眼整个世界的时代走向，梁启超在抵抗全球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叙述中国历史，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
　　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始终关注的是国民，是人，是人的道德状态。“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对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这是他所谓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新民说的内核，“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所以，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启蒙思想家。

进化论及其道德解释

　　梁启超受进化论的影响非常深刻，他在《少年中国说》中论述少年、青年、老年，把这样的时间线索跟生命的过程联系起来，肯定年轻的、否定年老的，很接近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他将精神状态考虑在内，描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的问题。
　　然而，在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他对进化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进化论只是十九世纪的一种价值观和思想，不再适用于新世纪的人类问题，他开始思考人类全体永存之进步。
　　他把进化和进步等同起来，并赋于某种道德的意义。他所谓的进步就是在中国思想当中“天下为公”的“公”，一切不能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天然性，都不能称之为进化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他变成了一个激进的未来主义者。他把主观的价值、道德、伦理都纳入到关于进化和进步的思考之中，因此，他认为科学和道德之间、科学和宗教之间，应该存在调和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思考中，梁启超的历史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并超越了他早期关于新史学的系列思考。“第一，归纳法只能整理史料，却无法说明人类的自由意志的独创性；第二，历史现象中与自然系同类的事物可以因果律或必然的法则来说明，但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却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第三，历史的‘进化’只适用于人类平等和一体的观念及‘文化共业’，而实际的进程却是非进化的”。
　　他强调，要理解历史，首先要理解人的创造性的过程，和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过程。他把伦理的思想纳入到关于人类历史的描述里，一定程度回到他的公羊三世说的进化主义上。

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成果用于战争并造成大规模杀伤。梁启超提出，科技的发展影响的不只是道德标准如何变迁，而是道德能否存在的问题了。1923年，他说：“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但稍后，他意识到科学技术和情感道德无法完全区分开，他设想以人为中心去理解科学技术。
　　首先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科学精神的延伸，而科学精神是和人的心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科学和艺术、道德等是可以沟通的。他强调，科学精神作为人精神的一个方向的发展，一方面关系具体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关系人的心灵，所以在科学中存在着伦理问题、政治问题。
　　其次，他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引入到科学的范畴中，在科学的内部寻找人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对世界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对理智和情感、心和物、科学和道德、必然和自由进行调和。
　　梁启超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回到了儒学的立场，重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他将身、心、意、知、悟组织到他所谓的创造进化的历史中。所以，他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万能，他强调科技发展中人的主观性、能动性、主体性的意义。
　　梁启超似乎一直在寻求比较重感情和比较冷酷的宇宙观之间的调和。如今，我们也正在经历着一个科技飞速发展、充满变革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他的思维与认知来理解民族的困境、思考人类的发展，梁启超是一个“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