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撕裂东北夜空，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秋。清华园中，书声未歇，而家国之痛已深植每一位师生心间。1935年，当华北告急，清华师生英勇地站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发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与北大、南开被迫南迁，从长沙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徙之路，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长征。穿越湘黔滇的崇山峻岭，行李中裹着珍贵的图书仪器，脑海里装着学术救国的信念。在叮咚作响的铁皮教室里，在一灯如豆的茅草屋中，在简易防空洞的沟壁旁——知识的火种，在黑暗中越燃越亮。

更有无数清华人直接投身战场。无论是参与滇缅公路测绘、加入战地服务团、为盟军翻译密电，还是编入空军、承担运输任务、在空中痛击敌寇，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证明，大师之大，在于以学术护持民族精神；学子之勇，在于以热血守卫家国山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举办专题展览，不仅是为了铭记那段在炮火中坚持前行的岁月，更是为了致敬一种精神——在绝境中不降其志，于困厄中难夺其道。展览中的每一幅历史照片、每一份档案文献，都在诉说，教育是民族的灯塔，知识是抗争的武器，而清华人用行动证明，中国人的脊梁，永远挺得直、压不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清华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以多种形式支援抗日救亡。图为师生为抗日战士缝制棉衣。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清华师生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在一二·九前夕起草的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南下宣传团在出发前宣誓：“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图为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途中。

1936年11月，针对日军在平津的军事演习，宋哲元所属的29军也开始进行军事大演习，清华教授叶企孙（右2）、吴有训（站立者右3）等到29军驻地参观慰问。

1936年11月18日，朱自清（左3）、王达仁（左5）等清华、燕京师生代表携捐款及衣物药品等赴绥远慰劳抗日战士。

国难当头，清华师生将教学、科研与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紧密结合，主动发挥自身优势，为抗战提供直接支持。图为1936年清华大学在国内首次建成的5英尺航空风洞。

清华师生研制成功防毒面具，先后为抗日将士支援防毒面具18000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为保存文化火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租借湖南圣经学校为教学楼。

1938年2月开始，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又分三路继续西迁入滇至昆明，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设置了文、理、工、法商和师范等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教学和生活环境艰苦而简陋，还经常遭到日军轰炸，但教师学生仍顽强工作、刻苦学习。

华罗庚在抗战期间回国，到西南联大任教。闻一多眼见华罗庚一家老小无处安身，慷慨让出自家一间房。两家同处一室，中间悬挂布帘相隔，华罗庚为此赋诗：“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图为华罗庚夫妇和儿女们在住所前留影。

梅贻琦家境也很艰难，夫人韩咏华以做女工、制作售卖米糕“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等各种办法贴补家用。图为1946年5月梅贻琦、韩咏华离开昆明前在宿舍前留影。

清华着力发展与国防有密切关系的科研，希望能服务于国家备战和建设的迫切要求，先后成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图为清华大学金属学、无线电和农业特种研究所科研人员合影。

周培源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相对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周培源认为科学家必须以科学救国为使命，毅然转向了应用价值较大的流体力学难题湍流理论的研究。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结业典礼上宣布西南联大结束。

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学籍卡。

清华园在北平沦陷期间，沦为日军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遭受空前洗劫。原有设备损失达90％以上，校舍也遭到严重破坏，尤以图书馆、体育馆损失最为惨重。

学校复员回迁后，对满目疮痍的清华园进行了艰难的恢复。1946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复校开学。图为复员后举行升旗仪式。

投笔从戎 共赴国难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清华人投笔从戎走上抗战第一线，展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壮烈情怀。

冯仲云，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算学系。九一八事变后，受党组织委派参与组织抗日武装，后成为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

于天放，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1932年春，奔赴黑龙江省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熊大缜，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38年4月到冀中参加抗日，后任军区供给部部长，研制烈性炸药并制作地雷等，为冀中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阎裕昌，1919年到清华学校当工友，后任仪器管理员。1938年赴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主要成员之一，1942年5月8日被日军杀害。

熊向晖，1936年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7年12月，接受党组织指示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梅祖彦，梅贻琦校长的独子，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工程学系。在1943-1944学年度春季教育部征调美军翻译员时，他主动响应报国。

王忠诗，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4年赴印任美军翻译官，后与同学奉调密支那前线，负责报告轰炸坐标支援作战。

穆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任中校翻译官。1945年，根据入缅作战经历，创作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缪弘，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1945年4月从军，8月3日在收复广西丹竹机场的战斗中被敌弹击中，英勇牺牲。

孙立人，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38师师长，指挥仁安羌大捷，解救7000余名被困盟军，取得中国远征军境外首胜。

碧血丹心 英烈丰碑

在目前已知的65位清华英烈中，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有45位。2014至2025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四批，共1128名，其中包括11位清华校友。

张甲洲（1907-1937）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九一八事变后在家乡巴彦县创建抗日游击队，后到下江开辟敌占区秘密工作。1937年8月28日，在奉命撤离途中遭敌阻击牺牲。

李冠英（1911-1942）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曾担任青纵二团政治处主任，后任冀南五专署专员，1942年5月在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中牺牲。

姚名达（1905-1942）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42年6月，日军侵扰赣中腹地，他奋起组织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赴前线，于7月7日抗敌殉国。

杨学诚（1915-1944）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抗战期间参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因连年征战积劳成疾，1944年3月7日随军转移时病逝。

沈崇诲（1911-1937）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1937年淞沪会战中，作为空军第二大队飞行员驾机撞击日舰“出云”号，重创敌舰，壮烈殉国。

凌松如（1913-1940）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抗战期间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第二十五团政委。1940年于日军大扫荡中阻击日军壮烈牺牲。

齐学启（1900-1945）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抗战期间任第66军新编38师少将副师长，入缅作战被俘，坚拒劝降，于1945年3月8日被刺杀逝世。

杨光泩（1900-1942）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抗战期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宣传抗日，募集捐款。日军入侵后被捕，坚贞不屈，于1942年4月17日遭日军秘密杀害。

陈三才（1902-1940）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抗战期间于上海参与策划刺杀汪精卫，事泄被捕，坚贞不屈，1940年10月2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吴新之（1913-1942）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抗战期间组建抗日武装，后调任二十二团政治主任，1942年1月24日在曲周吕洞崮反日军扫荡作战中牺牲。

李忍涛（1904-1943）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中国防化兵创始人。1943年率部队参加中国远征军。1943年10月28日从印度返国复命途中遭日机伏击殉国。

文/薛建团 王向田

图文提供/校史馆 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