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塔读历史

宋念申

西塔地处沈阳市中心，是十分繁华的消费、娱乐空间，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留下了印记。其中有三个现场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历史。

一是历史记录特别丰富的现场——三洞桥。曾经，日本掌控的南满铁路与中国政府掌控的京奉铁路在这里形成唯一交汇点。之前日本一直阻挠京奉铁路延伸至沈阳，禁止两路交叉。多轮谈判后，双方签订《京奉铁路延长协约》。协约附带“工事方法书”，明确了三洞桥的建设规格，数据精准细致。当我亲身走进这里，这些枯燥的史料数据瞬间变得鲜活立体。

丰富的文字史料结合实地探访，能让我们获得单纯阅读无法企及的真切认知。这便是历史现场的独特价值。

二是没有历史记录也不再存在的现场——平壤楼（也被称作“平安楼”），这座楼所有的单元房里都专门设计了朝鲜族传统火炕。这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沈阳旧城改造、城市规划根据居民生活习惯做了人性化调整。在老一辈居民记忆中，每逢深秋时节，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会腌制泡菜，制成后相互分享，社区氛围温暖。

20世纪80年代，平壤楼被整体拆除，实体建筑彻底消失且没有任何资料留存，但它却是当地人珍贵的记忆，其价值与历史纪念碑同等重要。

三是留住时间的现场。很多人认为，西塔与“西塔大冷面”深度绑定。这家老店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食客需先到窗口排队现金点餐，兑换标牌，再凭标牌自行取餐、找空位，就餐高峰期还需要拼桌。我觉得这一就餐模式复刻了东北工业鼎盛时期的生活场景，小小的烟火空间本身就是活着的历史。

我常思考历史的作用是什么。大家都说历史学能够解释过去，但现场带给我另一种感受：我们不但要依赖文字、图像资料去解释过去，还要努力建立过去和现在的连接。我们反复奔赴历史现场，就是为了捕捉那些史料未曾记载却真实鲜活、坚韧绵长的连接。

从历史文本回望北京

冯乃希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研究北京的方法很多，我主要借助以北京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性的解读回到历史现场，重新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在明朝，永乐皇帝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将其设为首都。这是一座靠近边疆的特殊都城，明代学者王嘉谟在《北山游记》中写道，汉、唐时期的都城都距边疆很远，但明朝都城却临近居庸关、古北口、紫荆关等重要关隘。对此，王嘉谟解释道：若将国家视作一个人的身体，北京就是身体的头脑，居庸关等关隘是咽喉与脊背。因此，北京至关重要，大量文人学者纷纷奔赴北京，在这里读书、考试、做官、谋生。

北京包容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文化多元成为清代北京的重要特色。这时，北京在文化上与东北、蒙古以及西北地区持续互动，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乾隆皇帝非常注重北京的文化发展，主张编纂了《钦定日下旧闻考》，这是历代规模最大的北京典籍。乾隆为该书题诗两首，诗中展现了北京兼收并蓄的文化风貌。

为什么北京是独一无二的文明古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平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古都、旧都和故都。此时文艺作品中的北京散发着略带陈旧、宁静而美丽的气质。

后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古都”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1935年12月，北平市政府发布《旧都文物略》，书中的名胜古迹不再只是悠久历史和文明的象征，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书中一张照片记录了京张铁路青龙桥站前的詹天佑像。编者有意凸显詹天佑的成就、京张铁路建成后中国人心中的骄傲。在编者看来，古都也在拥抱现代文明。全面抗战爆发后，“保卫我们的故都、保卫我们的文化城”成为广为传唱的抗战口号。

通过解读前人的作品，我们回到了不同的历史现场，感受到北京的城市形象不断变化：它有着强烈的向心性，也有着多元与包容的特质。这些作品不只记录了城市风貌，还体现出当时人们的情绪，连接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传达着中国历史内沉重而坚定的声音。

理解世界感

魏然

我认为，“世界感”的产生是通过一些瞬间让远方世界与自我建立真实联结的过程，这些瞬间就是“现场”。2008年之后，我国与拉美各国交往密切，我想通过三个现场阐释中拉交往中生成的全新世界感。

首先是一份手绘路线图。1953年，阿根廷作家、画家卡斯塔尼诺等人登门拜访齐白石先生。会面中，齐白石坦言自己对阿根廷没有任何概念。听闻此言，卡斯塔尼诺亲手绘制世界地图与两国通航航线，讲述阿根廷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往来路径。对此，齐白石感慨：“为了世界和平事业，你们不远万里远道而来。”

阿根廷往来中国的路线让中国人明白了一种可感的距离，这是关系生成的时刻。生成关系是构成世界感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二是一部电影。哥伦比亚顶级电影大师塞尔希奥从小随父母旅居中国，精通中文，他的经典影片《蜗牛的策略》深度融入了中国精神内核。影片讲述了在哥伦比亚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下底层民众的生存抗争：他们团结协作，悄悄转移家中物资，在城郊重建生活，恰似愚公移山一般，以不懈的坚持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愚公移山的故事传播到哥伦比亚后，变成了当地人想象自己行动的思想资源。世界感不光是理解远方，还是能够重新从他者那里获得思想资源，来选择自己共同体的一种行动方式。

第三个现场在南美锂三角盐湖。来到这里后我发现，它不仅是重要的锂矿储藏地，更是原住民世代生活的家园。人文学者该如何研究这块复杂的历史地区？我们更应思考它背后的人文意味并进行充分的考察与醒思。这是南美锂三角带给我的新的世界感。

形成世界感有三个层次：第一重是关系的诞生，第二重是行动的诞生，第三重是责任的诞生。期待大家能够在抽象的世界中重新发现现场，在缺乏远方的时代重新找到远方，在人文学视角下努力学习理解世界、把握世界。

走近无数的人们

严海蓉

我想以“流动”为线索分享一个现场。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我特别关注进入城市从事家政工作的农村妇女，希望通过理解、梳理她们流动背后的各种关系，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变迁。

我来到安徽无为走访，访谈对象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的年轻女性，她们不断向我讲述自己对城市的向往，对流动的向往。我逐渐发现，现有的家庭生计理论、推拉理论等并不足以解释她们的流动。并且，如果只关注这些年轻的农村女性，很容易认为她们的流动是当时时代情绪的体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可后来，我访问到一位大姨。她是20世纪70年代进城务工的老一代农村女性，并不是当时我的主要关注对象。大姨说：“我们到城市不是去享福的，我们到城市就是去打工，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养家，是为了回到农村。”

这让我意识到两代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感受并不一样。对于大姨这一代人来说，她们的心、身份认同没有离开农村。可是新一代农村年轻女性在外出之前，心就已经离开了农村。即便她们后来又回到家乡，也在等待下一次外出的机会。

从那以后我有了新思考，我开始把“流动”放在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中理解，也把中国农村放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理解。

大姨的出现像一根杠杆，撬动了我思考中的一道缝隙，让我看见了之前没有看见的东西。这个“看见”使我的思考更深、更广，让我的认知获得了成长。这正是现场的魅力。

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同等重要，因为行万里路让我们置身于社会之中、现场之中，让我们感知现场，与现场互动，这也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现场产生的知识是实践性的知识，它不是实验室里可以用数据模拟出来的变量，而是在不确定性中通过开发未知的、新的认识领域而获得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