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在以“高等教育国际化：走向新格局”为主题的第39期清华大学文科沙龙暨第5期清华教育沙龙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魏红霞、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雯围绕“地缘政治和国际高等教育关系”展开讨论，从多维度审视地缘政治变迁对国际教育合作的深远影响。本报特摘选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地缘政治张力的加剧正在重塑全球高等教育合作的版图，既有的国际教育交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节点上，教育交流的价值愈发珍贵——它不仅是技术与智慧的传递，更是文明对话与相互理解的桥梁。当前，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如何理解并应对这种结构性变化，成为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根据他在昆山杜克大学的办学实践指出，全球化进程消除了跨国学术交流的壁垒，校园国际化成为一流大学的共同追求。然而，与日俱增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重塑高等教育合作的外部环境，挑战尤为严峻，合作空间急剧收窄，考验着教育交流合作的战略定力与适应能力。

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蒙依然坚信交流合作的价值不可替代。他强调，大学时期是建立终生友谊与理解的关键阶段，唯有让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共同生活、学习、对话，才能在心灵深处播下互信的种子，当这些年轻人日后成为各行业领袖时，他们将以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对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处理双边关系。

面对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难题，人文交流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开辟出别样的解题思路。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魏红霞从多年的学术实践中发现，学术交流中的温暖瞬间往往能够跨越时空产生持久影响。

魏红霞回忆了两段印象深刻的经历：2006年，她初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暑期研讨班时，曾受到社会学系主任的热情接待，原因是这位教授20年前访问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另一次学术活动中，一位美国学者的主动邀约同样源于多年前受到中方同事的悉心帮助。这些看似偶然的善意传递，实则揭示了人文交流的传承——每一次真诚的学术互动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结出果实。

围绕中美人文交流，魏红霞从历史维度梳理总结出三个关键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寻求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广泛认可；随后转向鼓励双向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进入新世纪后则更加注重民间互动、推动相互理解。数百万人次的双向人员流动为两国关系积淀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成为重要桥梁。虽然当前面临严峻挑战，魏红霞仍深刻体会到人文交流的韧性和潜力——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学者、企业家、文化界人士等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交流愿望。魏红霞强调，真正的交流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需要继续搭建多元对话平台，让民众在直接交流中形成人文纽带，为国际关系的长远发展积蓄能量。

立足“空间构建”视角，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雯为理解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国际科研合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空间构建”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存与互动在知识生产中的核心作用，文雯阐释了其三个核心维度：物质结构层面包括经济资源、制度体系、政策法规等既有要素；理念创新层面涵盖概念、话语、思想解释和价值建构；实践活动层面则体现为具体的项目、合作和组织形式。三个维度相互作用、动态循环，共同塑造着国际科研合作的空间格局。文雯强调，这种“空间”超越了静态的地理边界，本质上创造了一种关乎知识生产的社会空间，以及空间中不同的权力关系重构与价值创造。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文雯将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2016年之前，主要服务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目标，呈现出明显的“跟跑”特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等策略进行学习模仿；2016年至2019年间，随着一系列国际关系转折点的出现，更加意识到传统合作模式的局限性，逐步调整国际科研合作的空间布局，转而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合作路径；2019年至今，进入主动构建新合作空间的阶段，通过“双循环”战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牵头大科学工程项目等举措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调整。

以中国的慕课平台建设和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参与作为案例，文雯具体展示了“空间构建”理论的解释力。在慕课发展进程中，中国从2013年跟随西方“慕课元年”趋势起步，到2019年建成拥有12500门课程、服务超过2亿学习者的庞大体系，2025年武汉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更是一次有关数字教育与知识流动的全球盛会。世界大学排名领域的演进更具代表性，2003年上海交大发布的首个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不仅首次用建立指标体系的方式定义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更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竞争格局的重塑。这两个案例共同揭示了中国在国际科研合作中有关空间建构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知识生产空间的拓展与创新。

在自由交流环节，与会者在讨论中指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教育合作面临的挑战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制度差异，更涉及课程体系、质量保障与认证规则等层面的深度协调。在不同教育治理模式并存的现实背景下，合作需要在标准适配与文化理解之间寻找可行的操作空间，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实现有效运转。与会者还强调，面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等全球性议题，教育与科研应当发挥连接不同国家与文化的桥梁作用。保持对知识本身价值的坚定信念，追求通过教育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理想，也许是当前国际教育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供稿：教育学院 文科处）